歷史。文《台灣篇》

欠缺數據‧上下脫節‧理念治國

羈絆了中國的腳步【文 / 尹萍】



當荷蘭人用商業的觀念，數字話的管理來治理台灣和其他殖民地時，向以「天朝」自居的中國，卻處於一個極大的困境而不自知。



一百多年以後(一七七六年)，英國經濟學者Adam‧Smith在他的名著「國富論」中說：「現在看來，中國長久以來便處在停滯狀態。」他發現馬可波羅筆下的十三世紀中國，與十八世紀旅行者所描寫的中國「幾乎毫無出入。」



他題出一個假設：似乎在馬可波羅抵達中國之前很久，這個國家已經達到它所能達到的最富裕狀況，受限於它的體系制度，再也不能進步發展。



是什麼樣的體系制度，羈絆了中國的腳步？有史學家認為，是管理者依仗虛空的倫理道德而不重視實質的法律制度。



中華帝國發達得太早，使管理者技術跟不上。史學家黃仁宇指出，人口與財富增加了，經濟規模龐大了，傳統中國的官僚卻繼續沿用「誠意正心」的泛道德統治方式，完全不能掌握數據，作實質管理。財富累積之後該怎麼辦？沒有人有具體觀念。



宋朝是最會累積財富的朝代。開國不久，宋太宗趙光義的時代，首都開封的國家倉庫裡便發現堆積的軍用雨衣和帳篷有「數萬段」已經破損。南宋直到滅亡，市面的繁華景象仍讓來自商業之度威尼斯的馬可波羅驚嘆，政府卻無法動員這經濟的力量，挽救國家於危亡。



難道沒有人想過「圖法變強」？北宋第六個皇帝神宗時代，全國各地的各種倉庫都滿得再也裝不下了，他知道「當今理財最為急務」，大膽重用翰林學士王安石，推動相當接近現代經濟理論的新法。



但是王安石搭的是一座空中樓閣。十一世紀的中國完全不具備現代化的基本條件：行政體系不健全、司法不獨立、民法不完備、私人財產不受保障、人民不識字、基本統計數字不存在或不正確。變法未成，還引發綿延幾十年的黨爭，由「國家大政該怎麼處理」的事實爭執演變成人身攻擊，再演變成道德論爭。結果是「宋人議論未定、金人兵已過河」，間接促成了北宋的覆亡。



保守作風壓抑經濟



三百年後(一三六八年)明太祖朱元璋以貧農子弟登上帝位。孤苦、悲慘的童年經驗讓他深深體會到：在上主政和論政的知識份子不經切實了解，輕率以抽象理念推動改革，只會使平民百姓更受其苦。他甚至公開指責，像王安石之類主張變革的都是「壞人」。



另外，朱元璋體恤老百姓的血汗錢，極力精簡政府的人事經費，縣官常常是孤身一「官」上任，其餘政府職員(吏)都沒有定額，要向民間徵召義務輪流擔任。這制度使得縣官非得與地方勢力結合不可。官員的俸祿也非常儉薄，要保持清廉幾乎不可能。



明史專家黃仁宇在「萬曆十五年」一書中就曾舉例詳述，十六世紀著名的清官海瑞，官至二品，死時只有二十兩銀子的遺產，連辦後事都不夠。



行政費用太少，政府無法進行調查、統計的工作，更不要說作前瞻性的規劃。明朝除了朱元璋在位時做過一次全國普查之外，以後再也沒辦法做。只過了幾十年，所有的資料都與現況不符，後來的官員不管，還照老資料徵稅。所以房子老早賣掉，田地變成河床，原來的屋主、地主還得照繳房稅、地稅，這種叫老百姓笑不出來的笑話很多。



朱元璋這種保守做法壓抑了經濟活動。他崇尚「儉樸」，歧視商人(商人不許穿綢衣)、打擊地主(藉各種理由清算地主富戶，浙江一代的有錢人差不多被殺光)、禁止對外通商(下令「一片不板也不許下海」)。他希望拉平貧富差距，並採用中央集權的高壓方式來強行控制，要全國向最低標準的貧下中農生活方式看齊。近年來有些學者拿朱元璋與毛澤東相提並論，從很多方面看來，朱元璋真可算是早期的共產主義者，致力於把中國變成一個「平均」的社會。



但是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」，高壓的政策違反現實，行不通的時候只好權宜、將就、或陽奉陰違。中國太大，又缺乏一套完整的控制體系，上層政府與下層百姓各行其是，地方政府也常常裝聾作啞。「片板不許下海」的命令就是一個例子。浙、閩、粵沿海人民事實上「以海為田」，漳州、泉州的人往來日本、台灣「直如自家後院」。荷蘭人當初之所以佔據澎湖不肯退去，便因為閩男炎海的商人紛紛載貨去與他們做黑市買賣，看起來大有可為。



其實，這些現象直到今天仍隨處可見。





--《發現台灣》page:22　天下 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