欠缺數據‧上下脫節‧理念治國 羈絆了中國的腳步【文 / 尹萍】 當荷蘭人用商業的觀念，數字話的管理來治理台灣和其他殖民地時，向以「天朝」自居的中國，卻處於一個極大的困境而不自知。 一百多年以後(一七七六年)，英國經濟學者Adam‧Smith在他的名著「國富論」中說：「現在看來，中國長久以來便處在停滯狀態。」他發現馬可波羅筆下的十三世紀中國，與十八世紀旅行者所描寫的中國「幾乎毫無出入。」 他題出一個假設：似乎在馬可波羅抵達中國之前很久，這個國家已經達到它所能達到的最富裕狀況，受限於它的體系制度，再也不能進步發展。 是什麼樣的體系制度，羈絆了中國的腳步？有史學家認為，是管理者依仗虛空的倫理道德而不重視實質的法律制度。 中華帝國發達得太早，使管理者技術跟不上。史學家黃仁宇指出，人口與財富增加了，經濟規模龐大了，傳統中國的官僚卻繼續沿用「誠意正心」的泛道德統治方式，完全不能掌握數據，作實質管理。財富累積之後該怎麼辦？沒有人有具體觀念。 宋朝是最會累積財富的朝代。開國不久，宋太宗趙光義的時代，首都開封的國家倉庫裡便發現堆積的軍用雨衣和帳篷有「數萬段」已經破損。南宋直到滅亡，市面的繁華景象仍讓來自商業之度威尼斯的馬可波羅驚嘆，政府卻無法動員這經濟的力量，挽救國家於危亡。 難道沒有人想過「圖法變強」？北宋第六個皇帝神宗時代，全國各地的各種倉庫都滿得再也裝不下了，他知道「當今理財最為急務」，大膽重用翰林學士王安石，推動相當接近現代經濟理論的新法。 但是王安石搭的是一座空中樓閣。十一世紀的中國完全不具備現代化的基本條件：行政體系不健全、司法不獨立、民法不完備、私人財產不受保障、人民不識字、基本統計數字不存在或不正確。變法未成，還引發綿延幾十年的黨爭，由「國家大政該怎麼處理」的事實爭執演變成人身攻擊，再演變成道德論爭。結果是「宋人議論未定、金人兵已過河」，間接促成了北宋的覆亡。 保守作風壓抑經濟 三百年後(一三六八年)明太祖朱元璋以貧農子弟登上帝位。孤苦、悲慘的童年經驗讓他深深體會到：在上主政和論政的知識份子不經切實了解，輕率以抽象理念推動改革，只會使平民百姓更受其苦。他甚至公開指責，像王安石之類主張變革的都是「壞人」。 另外，朱元璋體恤老百姓的血汗錢，極力精簡政府的人事經費，縣官常常是孤身一「...